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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的小韦家在贵州省罗甸县交砚乡，他曾是当地新塘小学的学生。两年前，小韦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去异地念书。后来，父母又把他送回老家。为了继续上学，他特地跑了一趟原来就读的新塘小学“探路”。踏上熟悉的上学路，小韦远远望见熟悉的旗杆在阳光中闪闪发亮，走近看到熟悉的“前方学校，开车慢行”的标牌悬挂在路旁，再近些听到的却是“嗤嗤”、“咝咝”的锯木声，还有一阵阵油漆味扑鼻而来。
　　走到校门口，眼前的景象让小韦懵了：昔日的新塘小学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具加工厂。原来，2010年新塘小学撤点并校后，学生多已并入较为邻近的新丰小学，老师则全部编入乡里的中心校，校舍也被“废物利用”了。
　　其实，新塘小学只是近年来农村小学“撤点并校”的缩影。
　　“撤点并校”，是上世纪90年代末启动、2001年正式开始的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即撤销了农村原有分散、落后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教育资源相对好一些的乡镇学校。从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来看，自从实行“撤点并校”以来，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
　　在以优化教育资源为初衷的“撤点并校”推行过程中，人们渐渐发现，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相伴而生。国务院办公厅在今年9月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11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下称“农村教育论坛”）上，“撤点并校”更是热门话题。
　　一时间，推行十余年的“撤点并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初衷：学生太少维系难
　　曾经，对小韦这样的孩子来说，进入家附近的新塘小学就读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这间小学已经成立了15年，属于乡里硬件、软件建设得比较好的学校，新塘村及周边村寨孩子们来上学颇为便利。交砚乡党委书记欧子斌告诉记者，撤并新塘小学情非得已，主要是因为生源太少，“2010年，学生从以前的80多人降到了只有20多人”。无奈之下，两年前，新塘小学与新丰小学合并。
　　在欧子斌看来，生源减少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学龄儿童的自然减少；二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徙，不少孩子跟着父母到打工地读书；三是村民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择校风”也吹到农村，家境好的人家都尽力送孩子去教育质量更高的乡、镇，甚至县里的学校读书。
　　从事多年农村教育工作的贵州省罗甸县教育学会会长黄周立，用“先天不足，后天不够”来形容当地的教育情况。在他看来，罗甸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等“先天不足”导致了教育的落后，而农村基层教师收入低、家庭负担重、培训机会极少等“后天不够”又加剧了落后的程度。“培养优秀的教师很难，留下他们更难。”黄周立抱怨道，“现在的师范毕业生都不愿到乡村第一线当老师。比如今年县教育局从武汉、重庆等地招募一批大学生来充实县城中学的教学师资，报名人数还没满，更别提找老师去偏远山村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某个小学的生源减少，在教师资源较为缺乏的罗甸，这些看似多出来的教师自然成了“香饽饽”。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又使得那些师资薄弱的学校，亟需更多教师来补充教学力量。另外，生源减少很容易导致学校教学的不正规，学生总数少而年级分布多，导致教师教学力不从心。于是，撤点并校便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日程。
　　欧子斌说，现在全乡约500个学龄孩童分布在中心校、新丰小学等6所小学，“对有些孩子和家庭来说，上学比原来麻烦多了”。

与有些乡村教学点“一人一校”的状况相比，经过“撤点并校”，整合了教学资源的高兰小学的教学条件要好得多。它是罗甸县第一个建立电脑教室的学校。

困境：上学太远困难多
　　在小韦看来，自从转到新丰小学，“上学路就远多了”。
　　小韦记得，原本从家里走到新塘小学只要20来分钟，现在走到新丰小学却要两三个小时。事实上，小韦并非个案。欧子斌告诉记者，新塘小学未撤并前，走路上学超过1小时的学生很少，而并校后，学生人均走路上学时间就达1小时，不少学生走到新丰小学要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新丰小学原副校长王顺勇也向记者证实，并校后，家校距离在5公里以上的学生大大增加。
　　据近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10个省的抽样调查，农村小学生家校平均距离为5.4公里。也就是说，小学生走路上学的平均时间在两小时以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了个别极端案例，比如在罗甸县木引乡罗坪四组，孩子们从这个黔南大山深处的村子到乡中心小学，要走将近4个小时的山路，甚至要渡一条河。
　　不少村民向记者抱怨：“孩子睡不醒就要赶路上学，走那么久就更累了，还很容易饿，又困又饿怎么可能专心读书呢？”实际上，上学远不仅累了孩子，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俊认为，教育是学生的一项义务也是权利，受教育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接近性，所以上学远导致学生在获得受教育权的同时，破坏了便利性的原则。
　　上学远确实产生了一些衍生问题。首先是增加了安全隐患。记者看到，罗甸多盘山路，路的一侧紧贴峭壁，另一侧就是悬崖，可以说，多走一段路就多增加一些风险。而且，这里路况不佳，以沙石路、尘土路居多，路又窄，常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以巴士为主的公交车难有用武之地，因而难以推行校车政策。有些孩子因此选择搭黑车上下学，更增加了一重安全隐患。王顺勇告诉记者，对住得远的学生，“出于安全考虑，一般是老师送一段、家长接一段”。
　　其次，上学远还催生了上学贵。面对路途遥远的上学路，家长多会选择让孩子在学校附近租房，对于贫困山区的人来说，这笔投入可谓“巨额”。为了尽可能节省开支，孩子们多为群租。以罗坪四组的一些家庭为例，为了避免每天往返走六七小时山路上学，学生便在乡里租房，一周回家一次。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乡中心小学附近一栋普通民房里，10个小孩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屋里只有两张板床，夜晚孩子们就并排着睡。还有一间屋，两个大些的孩子住在那里。由于楼下就是猪圈，他们平时连窗都不敢开。尽管住宿条件差，但每个孩子仍要缴纳200多元的房租。如果要在房东家搭伙，还要另付餐费，所以大多数孩子都自己烧饭。尽管学校正在建设学生宿舍，但宿舍也不能容纳所有学生，不少人最后还是得自寻住处。
　　上学远也造成了辍学率上升。有些家长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免除了孩子的教学费用，但坐车、租房这些额外开支并不低，况且“山里孩子想靠读书出人头地也挺难，还不如回家务农，或者早点外出打工”。罗甸县大亭乡布告小学下属的交改小学教学点就是一例。在2008年至2010年因故停课的两年里，有些家庭不愿让孩子翻山越岭走1个多小时去布告小学念书，或走2个多小时去大亭中心校就读，就选择了辍学。据交改小学现任校长陆朝光统计，当时“总共有20多个学生辍学”。在本次农村教育论坛上，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也提出：“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撤并教学点，不仅使大量的小学低年级孩子辍学，更为可怕的是还会使大量的儿童不能入学，每年可能产生上百万新文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近日向媒体表示：“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婆姨，荒了孩子。”确实，上述衍生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读书问题，还将影响与改变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比如家长（多是母亲）陪读引发的离婚问题、农村人口的流失等等。
　　以上种种情况，扎根农村基层的欧子斌都清楚，但他依然支持撤点并校。在他看来，如果能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学校，将有比较好的教育效果。简而言之，与困境相比，撤点并校的优势更突出——保障教学质量。

在新塘小学旧址，朗朗的读书声已被锯木声代替。原来，2010年新塘小学撤点并校后，学生多已并入较为邻近的新丰小学，老师则全部编入乡里的中心校。校舍也被“废物利用”，租给了附近的乡民，变成了家具加工厂。

优势：教学质量有保障
　　记者到达新丰小学时，王顺勇正在给学生们上数学课。记者看到，每每王顺勇问“懂了吗”时，有些孩子频频点头，有些孩子仍一脸茫然。下课铃响，王顺勇便把这几个不在状态的学生叫到身边，在教室后排给他们“开小灶”。
　　“两校学生间的差距确实比较大。”王顺勇告诉记者，他在新丰小学教书已经27年了，刚接手新塘小学转过来的学生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孩子们基础薄弱，转来时学习明显跟不上，成绩很差。”为了让这些掉队的孩子尽快赶上，王顺勇常要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给他们补课。
　　实际上，如此两极化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王顺勇教的数学课上。在整个罗甸县，记者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两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孩子发展的两极化。
　　在罗甸，除了有新丰小学这样的正规小学，一些偏远山区依然存在着“一人一校”的情况。比如在交改小学教学点，陆朝光就是学校里唯一的成年人，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还兼任勤杂工和“营养午餐”的伙夫。尽管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却不容乐观。记者看到，交改小学只有两间教室，上课时，陆朝光先给一年级上15分钟语文课，然后跑到另一间教室，给占一半座位的二年级学生上10分钟数学课，接着给占另一半座位的三年级学生上15分钟语文课，如此循环往复。看到陆朝光的教学法，黄周立不禁感叹：“这样孩子怎么可能学好呢？教学质量怎么可能保证呢？”
　　按陆朝光的想法，当他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就预习或做作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他离开的那个教室，不自觉的孩子便开始玩闹，一直吵到陆朝光不得不回这个教室继续上课。而作业，对有些孩子来说更像耳边风。
　　从交改教学点驱车2小时，便到了邻近茂井镇的另一所农村小学高兰小学。在这里，记者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崭新的三层教学楼中，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安静地听老师讲课；宽阔的操场上，孩子们跑着跳着在上体育课。令记者意外的是，这个有400多名学生的农村小学，竟自己组织培养了学生锣号队、腰鼓队，每逢节庆或重要日子都会演出，号声嘹亮，鼓点整齐。尽管高兰小学与交改小学一样，学生都是布依族，但高兰小学学生的普通话发音明显好得多。高兰小学校长黄万龙告诉记者，学校向来注重对学生语言的培训，有学生还在县里的演讲比赛中得了一等奖，“我们村小的学生能超越中心校的孩子得奖，和县城里的小学生比赛，真的很不容易！”
　　在黄周立看来，高兰小学发展得比较好，与学校较为成熟的教育机制相关。“与‘一人一校’相比，高兰小学教师资源充足，这对学生非常重要。因为老师多才能提供多元化的教育。”在高兰小学，记者感到孩子们确实很注重礼仪。他们见到记者都会点头甚至敬礼，问候“老师好”。
　　除了教师资源优势，资金投入也很重要。黄万龙告诉记者，教学楼旁正准备着手建一栋学生寝室楼，教师宿舍、学生食堂也在规划中。更令黄万龙兴奋的是，这个学期学校得到了上海好心人的电脑捐赠，高兰小学成了罗甸县第一个有电脑教室的农村小学。“有了电脑，将来再连通互联网，孩子们和世界的距离就更近了。”黄万龙说。
　　当高兰小学的孩子们学着操作电脑时，陆朝光还是一个人坚守在40多个学生的教学点，小韦则要经过撤并后的旧校舍再走1个多小时去上学。小韦说，每每经过新塘小学，他就感觉“很想念以前的老师，很想念新塘小学的操场”。
　　
对策：撤并如何更合理
　　让小韦念念不忘的新塘小学操场，是教学楼前的一片水泥地，在操场一侧还支着一个已经破旧了的篮球架。“其实新塘小学的硬件条件还不错，”欧子斌告诉记者，新塘小学曾为老师配备了教师公寓，还为当时10来个走路上学超过1小时的学生提供住宿。尽管欧子斌认为，根据教育、人口的发展规律，优化教育资源分配很重要，但他并不否认新塘小学被撤并“很可惜”。
　　与欧子斌想法一致的，还有罗甸县板庚乡龙潭小学的校长陈华林。龙潭小学是1995年撤并附近两个村教学点后建起的村级完小，现有学前班至六年级学生近300人。记者看到，龙潭小学校园环境优美，甚至还有人造假山；学生宿舍干净整洁，学生们常在老师的带领下打扫寝室；“营养午餐”项目运行得相当规范，有专人负责买菜烧菜。但陈华林告诉记者，据“内部消息”，学校计划于2017年被撤并到乡里的中心校。虽然他也认为，从教育整合角度看，撤并固然是好事，但仍不由感叹“龙潭这么好的学校也要撤并，实在太可惜了”。
　　那么，究竟怎样的学校适合被撤并？
　　李俊认为，首先应考虑学生上学的便利性。在实际走访中，记者看到处于乡中心位置的学校保留得都不错，但根据就近上学的原则，有些地处偏远的学校也应当被保留。比如欧子斌就明确向记者表示，尽管包括新塘小学在内，交砚乡已经撤并了2所小学，但偏远的大寨小学“必须办下去”——因为大寨小学距离乡里的任何一个小学，开车都要2个小时。如今，被誉为“最美山村女教师”的大寨小学老师邝德华和王启芳仍坚守在那里（详见本报2011年9月11日《最美山村女教师》），今年县教育局又派去一名参与“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特岗教师加强师资力量。事实上，贵州省教育厅从2006年至2012年，通过实施“特岗计划”，已经为62个边远贫困县2000多所农村学校补充了44023名特岗教师。“我们必须保障大寨村孩子们的受教育权，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欧子斌说。
　　其次，李俊建议对生源不断减少的学校进行撤并。但她同时发现，从农村未来的发展趋势看，这个想法非常理想化。因为农村人口大多处于“两栖”状态，就像小韦一家一样，出去了又会回来。“城市就业机会多，父母就带着孩子去城市，让孩子在城里读书；在经济萧条期，他们很可能再回到农村”。李俊认为，鉴于农村人口的流动现状，必须提前考虑到农民返乡后孩子的上学问题。这一问题也引起了贵州省教育厅的重视，在近期召开的“控辍保学”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表示将加快建设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在明年春季开学投用，以动态掌握中小学生流动和辍学情况。另外，教育厅要求各地建设一批接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将小学辍学率控制在2%以内。
　　一个好消息是，贵州省教育厅近期已对外宣布，将整合教育专项资金对项目学校进行以奖代补，除2010-2012年已安排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土建项目的34个县不再给予资金补助外，支持其余58个县政府所在地各新建或改扩建1所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或初中均可)。项目学校的用地、校舍建筑面积和专用教室的设置等按《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执行，遵循“投入一所，建成一所，完善一所，示范一所”的原则进行建设。教育厅同时要求各县确保2013年8月底前开工建设，2014年9月投入使用，尽早让当地百姓受益。另一个好消息是，2012-2015年，贵州省将打响一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攻坚战，政府部门计划投入120亿元，在1840所学校建设学生宿舍，强力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用于解决山区孩子上学吃住难等问题。

“撤点并校”后，为了避免每天走六七个小时山路上学，有些学生选择在学校附近的乡里租房住。为了节省费用，10个孩子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

　　在学校是否撤并问题上，除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人员的“权威声音”，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多数的村民不同意，这样的学校就不能撤并”。但欧子斌告诉记者，在有些经济条件差的地区，村民不愿撤点并校，其中不乏“私心”的成分，比如有些家长担心学校远了，孩子在家务农的时间就少了。记者也发现，不少家校距离较近的学生，通常要在上学前、放学后的时间，甚至利用午间休息帮家里干农活。
　　黄周立提出，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对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的穷乡僻壤，是否可以考虑将整个村子迁到乡镇中心？这样孩子的上学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也能得到提高。对此，李俊则认为，人们可能并不情愿搬离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即使搬离，他们也必然需要调整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可能影响到当地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李俊表示：“最关键的是要考虑农村教育总量的增长及其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而非仅从资源是否浪费角度开展撤点并校工作。”可见，撤点并校确实是一个需要对农村教育进行全盘考量的政策，必须杜绝“一刀切”。而对已经撤并的学校来说，还有个遗留问题未解决——原校舍该如何再利用？
　　在新塘小学旧址，朗朗的读书声已被锯木声代替，课桌椅早为各种家具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让出了道。欧子斌告诉记者，新塘小学现由乡中心校委托村委会管理，鉴于还未确定处理方案，暂时租给附近的农户使用——借给他们办家具加工厂。
　　对于新塘小学这样硬件条件还不错的学校该何去何从，李俊提议，可以结合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将这些学校改为老年学校或社区教育活动中心，“让撤并的学校继续发挥文化建设方面的优势”。
　　对未来的规划，欧子斌有一个原则：“不要重复建设。”在之前的媒体报道中，他得知有些撤并的学校变成了羊圈，觉得非常可惜。在他的设想里，新塘小学的教学楼可以“变身”文化站或卫生室，也可以“改装”成给孤寡老人、五保户、地质灾害地区人民的住房；他打算尽快将锈迹斑斑的篮球架换成新的，把教学楼前的操场变成村民们健身娱乐的场所；甚至旗杆也要好好利用，重大节庆时可以举行升旗仪式。当然，他最希望乡里能迎来幼儿教师，“最好能把这里办成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