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素质教育，你失落了什么？

编者按

    “卢浮宫前泡脚”“埃及神庙刻字”……关于国人素质的话题，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何提高公民素质？在此，我们想从教育的角度充分反思，我们，究竟错失了什么，究竟应该补上什么。

    近年来，由某些国人的陋习引发的关于公民素质的讨论在升温。这不仅因为不文明行为随时随地与人相遇，也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人觉得“丢脸丢到了国外”。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不能全怪公民素质教育做得不好，但公民素质教育确实也脱不了干系。至少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公民素质教育失落了什么？

    第一，在强调学校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同时，失落了对社会成年人的素质教育。

    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中国公民素质教育缺失了什么，好像我们本来就有一种明确的“公民素质教育”似的。其实，我们并没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教育。通常所说的“素质教育”，其实是限于学校范围之内的，尤其限于中小学校。它是相对于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而言的，指的是国民教育系列中的素质教育。但事实上，公民素质的问题，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公民文明素质问题，首先是成年人的问题。我们那些在国外丢脸的事情，大多数是成年人的所为。即使中国小孩子有不够文明的行为，外国人大都表示宽容，唯独对于我们那些因有几个臭钱而趾高气扬的大人们的不良行为，人家着实难以谅解。因此，讲素质问题和素质教育，首先应该面向广大成年人，不要动辄把矛头转向小孩子。

    第二，在强调学校对青少年素质教育的责任时，失落了对家庭在养成儿童文明素质中的要求。

    对青少年儿童，当然也存在一个素质教育的问题。这首先是家庭的责任，不能全交给学校。家庭是儿童最早的学校，家长是儿童最早的老师。中国的家长历来重视儿童教育，在古代的家庭教育中，洒扫庭除、出入应对的教养占很大比例。现在的中国家庭，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重视孩子的教育，程度甚至超过了古代。有的家长放弃工作，全职投入。但是，在这种家庭教育中，受重视的还是科学知识一类的学习以及某些弹琴唱歌之类的特长培养，目的都是为了应对升学竞争。至于普通的文明素养的培育，在家庭教育和家长的教育视野中是严重缺位的。有的家长本身素质不高，把毛病传给孩子。还有的家长因怕自己孩子“吃亏”，故意灌输给他们一些不良的态度和行为。

    第三，学校的素质教育特别是德育，在重视灌输正确思想的同时，失落了基本文明行为的养成。

    素质教育，首先要从基本的文明素养开始，在此基础上再追求更高层面素质的养成。尽管我们在教育中讲了很多高层次的东西，却反而忽视了低层次的基础文明素质的培养。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德育，在注重思想灌输的同时，对行为养成重视不够。其实，学校德育特别是小学阶段以及学前阶段，更应重视文明行为的熏陶和养成，以及对文明规范的遵守。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学段的提高，他们思想上会逐步成熟，行为自觉性也在提高，对社会规范也有更好的理解。但如果一开始就忽视了行为的养成，那么靠后来有意识的努力也很难完全弥补。

    第四，我们在强调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的同时，失落了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设计。

    对德育来说，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是大本大原的问题，是最实质的问题。但是这些思想品质是体现在行为中的，尤其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如果忽视了生活细节上的教育和要求，那么即使受教育者树立起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那也是高尚品质和低俗素质的混合体，是一个怪物。一些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注意细节，这是有道理的，反映了我们生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反映了我们素质教育上的不足。生活首先是求生，而在求生的奔波和挣扎中，细节上的讲究是顾不上的。但是在生活达到温饱特别是小康之后，生活的细节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生活质量的问题，人格尊严的问题，交往舒适的问题，风度优雅的问题等，都与细节相关。正像在工作和事业的发展中，当粗放性阶段过去之后，是细节决定成败一样，在生活和交往中，当文明生活提上日程后，是细节决定荣辱。

    第五，对于各种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我们在保持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压力的情况下，失落了社会情景舆论的压力。

    人的道德行为，特别是公共场合的道德行为，既受到整个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也受当时当地具体情景下舆论压力的影响。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意识形态，这方面的努力是很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宏大叙事不够，而是社会层面的自发参与不够。其实，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官方，而是特定场合的小环境中的压力。一个鄙视的眼神，一个注视和质疑，一声提醒以及批评，都会使不文明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类事只能由官方来管，持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而且，由于习惯于网上各种耸人听闻的事件，而对发生在身边的小事见多不怪。这都减轻了不文明行为的情景压力。

    总之，我们的公民素质教育失去的东西很多，不只上面所说的几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失落的不是公民素质教育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而是公民素质教育本身。对此，我们要警醒。

（刘建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